读懂焦家遗址 | 博士小哥写六千字科研式展评

作为一篇 “ 展评 ”，在正式开始 “ 评价 ” 之前，需要交代清楚一些关于本文的问题。

评价的目的：展览是如何阐释主题的；观众能否理解这种阐释。评价的方法：通过与策展人沟通和对展览的观察来分析展览是如何阐释主题的；通过跟踪观察、深度访谈来分析观众是否能够理解这种阐释。评价的结果：展览主题阐释充分/不充分；观众能/不能理解这种阐释。

7月28日参观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 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 ”，作为考古发现的专题展，有其特色。从展评角度，遂成小文。

“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展厅入口

1

展览的主题与阐释方式

展览的题目能够很全面的阐述展览的主题。主标题 “ 礼出东方 ” 直接强调了本次展览的核心理念——关于 “ 礼 ” 的问题。副标题 “ 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 ”，则具体说明了此次展览的主要内容 —— “ 山东焦家遗址的考古发现 ” 。总的来看，此次展览一方面是全面展示焦家遗址的性质与内容，另一方面则突出强调该遗址在古代礼仪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

展览的策展团队是如何阐释这一主题的呢？

就在展览开展后不久，国博官微上的一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思路。展览被分为了四个单元，分别是 “ 横空出世——焦家遗址的发现 ” 、“ 王者之城 —— 聚落形态的发展 ” 、“ 礼制先河 —— 墓葬及礼仪制度的形成 ”、“ 工艺流变 —— 手工技艺的分类”。下图为展厅的平面设计图，四个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呈线型分布。

若要判断这四个单元是否能够全面地揭示焦家遗址，就需要先对焦家遗址的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上世纪20年代，在该地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因而享誉海内外。此次发掘的焦家遗址，为城子崖遗址找到了源头，是距今5000余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重要遗存。近年的发掘，揭露出包括夯土城墙、护城壕沟、祭祀坑和大型墓葬在内的诸多高级设施，以及大量规格齐全的玉器、白陶、黑陶和彩陶等高端礼仪用具。这些遗存表明，焦家遗址是鲁北古济水流域上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意义的大型聚落。据此，可以清楚的发现，策展团队所建构的四个单元，抓住了 “ 城址 ”、“ 墓葬 ”、“ 工艺 ” 等核心内容，并将最能体现核心要素 “ 礼 ” 的 “ 墓葬 ”，作为此次展览的重点展示内容。总体来看，展览本身很好地体现出了焦家遗址的核心，在对主题的理解和内容的阐释上，可以看出策展团队与遗址的发掘团队有着深度交流。

除了四个单元的划分之外，展览在一些形式设计环节中也注重对遗址信息的阐释。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展厅中四个单元的空间关系上。从平面图所示，通过突出的墙体，展厅被自然、直观地分成了四个部分，一一对应四个单元，这一点在现场的实际参观过程中也有体会。作为策展团队最着重表达的第三单元，在空间上位于距离展厅入口的最远处，无论观众正向参观还是逆向参观，它的位置都会处于观众参观的中间点。从面积上看，第三单元所占据的空间是最大的，这些因素有助于突出第三单元在展厅中的地位，与主题 “ 礼出东方 ” 的核心理念相呼应。

第二，体现在各单元之间陈列方式的差异与变化上。总体来看，虽然用通柜的形式展示文物依然是展览的主体，但展览成功的避免了从头 “ 通 ” 到尾，能直观地感受到展厅在陈列方式上面力求变化。具体到各个单元上，每一个单元的展陈方式都有一定的变化。例如，第一单元总体上比较传统，以通柜加独立展柜为主体，但增加了大面积的图版和视频资料；第二单元的一侧为通柜，另一侧则是以墙体信息为主，附加小巧的展示平台；第三单元彻底拆除展墙，进行场景复原，并充分利用墙体，在整面墙上进行信息展示，视觉效果非常开阔；第四单元又以通柜和独立展柜为主，并增加了视频播放（焦家遗址宣传片）和座位。陈列设计语言的变化在客观上能够避免内容的平铺直叙，特别是对于烘托第三单元的内容而言，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对展厅单元设置与信息阐释方式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策展团队对焦家遗址内涵把握的准确程度，并能够将以出土文物为主体、以 “ 礼出东方 ” 为主题的信息，通过陈列语言的设计，做出了恰当的表达。因此，可以认为该展览对主题的阐释比较充分。

2

观众的行为、理解与观点

虽然在现阶段，业内对于“展评”的标准和尺度并没有足够权威的统一认识，但是大多数的相关专业人员并不会否认“观众”在展览评价与评估中的必要性。和大规模、系统的展览观众评估相比，“展评”似乎并不用在观众身上如此“大费周章”，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观众，也不能去臆断观众的想法。

如何把观众纳入到“展评”中？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要通过观众来实现怎样的结果。这一点在本文的开端就已经阐明了这一点——观众能否理解展览的阐释。上文我们已经明确，本次展览的策展团队对焦家遗址核心信息的把握与阐释很准确，而下文我们将探讨，作为展览的观众，他们是否能够在自由的、有限的参观过程中，对展厅的阐释进行很好地理解。

受时间和人员等条件的限制，数量较大的量化研究方法没有开展的条件。因此，我们采用无干扰跟踪观察和访谈的方式，来获取个案的质性数据。最后，我们获取了两名同行的高中女生和一名独行的中年男性的相关信息。

通过无干扰跟踪观察，我们记录了两名高中生在展厅中的运动轨迹和在各展示要素前的参观投入程度。由于二人之间差异显著，所以用A和B进行区分。A几乎完整的参观了所有的展示要素，并且在每一处展示要素前的停留时间和参观投入程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综合以往我们对其他展厅观众的跟踪观察结果进行横向比对来看，A在该展厅的参观投入程度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上。相比之下，B虽然与A同时进入并同时走出展厅，但是B用于参观展示要素上的时间和投入程度相去甚远。因此，二人的参观行为，总体来看，属于由A掌控参观时间和进度、B以A为中心进行自由活动的参观模式。为了了解在这种参观模式下，A和B对展厅内容的理解程度，我们在二人行将走出展厅之时进行了访谈。

基于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最少够用原则”，我们获取的人口统计学信息为“高二女学生、家住本地、选择了历史课。”首先，我们询问了参观动机。A与B表示，她们一般比较关注国博的临时展览，这次也是为这些临时展览而来，不过 “ 礼出东方 ” 并不是最初的目的地之一，这次参观属于 “ 顺路拜访 ”。第二，我们询问了，在参观结束之后，对哪些内容比较印象深刻。这一问题主要由A来回答，她认为陶器和玉器给她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对陶器的做工、特别是红颜色的陶器印象比较深刻，此外还有玉器的加工制作工艺。A还表示，在参观过程中遇到不少不认识的字，因此自己会不断地去查字典。最后，我们询问了她们对于展览的意见和看法。该问题仍然由A来回答，她认为，展览的说明牌只有器物的名称、时间和出土信息，缺少关于如何使用、如何制作等方面的信息，其他方面都 “ 挺好的 ” 。至此，访谈结束。

从A和B的参观行为与访谈中，我们可以管窥到一些信息。首先，通过访谈可以发现，对于A而言，留下深刻印象的内容并不是“礼出东方”的 “ 礼 ”，而是遗址出土器物本身，这里主要包括器形和工艺这两个方面。回溯展览的内涵，A参观后对于展览的理解，更多的以器物本身的内容为主，但尚未达到 “ 礼出东方 ” 所欲体现的器物、墓葬、遗址背后的“礼”的内核。第二，通过跟踪观察，我们发现A的参观投入程度始终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即认真地看完几乎全部的展示要素，这也可以通过她自行查阅生僻字上来佐证。第三，根据A的反馈，以及刚刚提到的A对展览的记忆点，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A对展览的整体认识，基本处于对陶器和玉器本身的理解上，具体体现在器形和工艺上，更关注它们的用途和工艺，没有注意到背后的 “ 礼 ” 的差异。至此，我们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对A而言，她只能理解到器物本身这个层面，她希望通过展览来进一步认识陶器和玉器，至于是不是焦家遗址的陶器和玉器，对她而言并没有差异和影响。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在访谈中我们额外增加了一个问题：您认为该展厅展示的陶器和玉器与其他遗址出土的有没有什么不同。首先，需要承认的是，该问题并不是在此前计划中的预设问题，属于“临时起意”，因此在问题的设置上并不是特别合理。因此，即便A的回答是“不清楚”，我们也不能贸然认为假设完全成立。但可以明确的地方是，A的确没有接受过关于史前考古方面的任何专业训练。那么，一方面缺少相关专业知识背景，另一方面在参观中体现出了超乎平均水平的参观投入程度，基于这两点可以做出两个推断：一是她对于陶器与玉器的形制、工艺的认识应当更多的是受到本次展览的影响，二是尽管她有仔细地看展，但是并没有理解展览的核心阐释——“ 礼出东方 ”。

另一名独行的中年男性观众，则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信息。首先，他们对我们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得知我们对展览的发掘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后，曾多次主动向我们咨询一些问题，内容多与陶器的器形与用途有关。在他第一次参观完展览之后（因为随后他又重新看了一遍展览），我们向他发出了访谈的邀请。通过简单的介绍，该名男性具有生物学专业背景，对古生物、古人类的发生与发展有着比较高的兴趣。家住京外，此次专程为“礼出东方”而来。随后，他详细地阐述了此行的目的：“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商代，河南是中国的中心，而到了周，闻名天下的‘礼’却是发源于山东，我认为，虽然是姜子牙去治理了山东，但是他启用的人应当还是山东本地人，所以我一直相信，山东应该在此之前，就一直有自己浓厚的文化底蕴。当我看到一个这么早期的、这么文明的山东文化要展出时，我觉得我能来寻找到我的答案。 ”我们接着询问，此行的目的是否已经实现，该名男性回答认为，“ 基本算是吧，我就说山东在周之前一定有高度的文明的。”

本文不涉及对该观众观点本身正确与否的评判，但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极富目的性的参观动机，以及希望从展览中找出能够证明他观点的实物证据。而对他的观点没有帮助或无关的内容，他也表示出了一定的质疑、甚至反感。例如，在我们最后询问他对展览的评价和看法时，他认为，展览在最后一部分设置的遗址发掘照片墙是“多余的”，有“邀功之嫌”，且“与展览的内容无关”，是“不合时宜”的。此外，针对展览本身，他认为应该在刚开始的地方，更加直接地介绍一下焦家遗址的时空分布情况，好让人能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

该观众是否能够理解展览所想传达的 “ 礼出东方 ” 的内核？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里一方面体现在，在访谈过程中他曾数次提到焦家遗址的文明程度，另一方面体现在，他曾在第三单元墓葬的复原展示前，主动向我们探讨墓主两腿之间的黑陶杯所反映的意义与背后的礼制。透过葬式、葬具、陪葬品来反映“礼制”，正是策展团队对展览内涵的主要阐释手段。因此可以认为，该观众通过参观展览，对展览的主题有了一定的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仅凭两例观众样本，显然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客观原因是出于时间和人员所限，我们没有条件进行更多的观众调查。但戏剧性地是，通过实际观察我们发现，在该展览中进行参观的观众，所呈现出的参观投入程度水平，要普遍高于我们曾调查过的其他展览。因此，这两例高参观投入程度水平的样本就意外地能够比平常具有更多的代表性。这背后的原因，应当与展览收费有着直接的关系。尽管30元的费用要比国博其它收费展览普遍便宜了40%，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收费本身的确将对展览主题 “没有什么兴趣”的观众“挡在了门外”，以至于，在处于“暑假”的国博参观高峰期，根据购票记录的统计，该展览的日均流量仍在大致200-300人的水平上。客观上看，这的确为对主题“感兴趣”的观众营造了国博难得的良好观展体验。

3

展览的定位与观众的需求

本文开篇对本次“展评”目的、方法和结果的设定，目前已经全部完成。在最后，我们将综合上面得出的结果，尝试对“礼出东方”做出一个综合的 “ 评价 ” 。

首先，通过分析我们得到了以下两点内容：一，策展团队对焦家遗址的内涵有着清晰认识，并在展览内容与陈列语言的设计上有意将“礼”的要素凸现出来；二，在相似的参观投入程度水平下，有的观众可以理解展览的核心主题，有的观众则不能理解。到了这一步，“评价”似乎已经有了结论，但是却几乎等同于“废话”。如果我们意在评价展览的内容与主题是否得当，那么本文的第一部分显然已经给出了肯定答案；如果我们关注于那些对展览本身充满兴趣的观众，那么那名中年男性的信息也可以给展览下一个肯定的答复；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对展览主题没什么特别兴趣的观众，那么对A/B两名学生的分析就很难给展览一个特别满意的评价了。所以，尽管我们按照目的、方法和结果设定了一系列评价的“尺度”，但是回过头来，对展览评价本身起到直接影响的，是我们的“立场”，或者说，是展览的定位。

本次展览的定位是什么？在展览的前言中对本次展览有着这样的描述：首先，本次展览是国博全国考古发现成果展系列展之一；第二，焦家遗址是2017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第三，国博有责任收藏、保管、研究、展示、阐释优秀文化。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本次展览是一个纯粹的“优秀考古成果展”，它的责任不在于为观众普及“什么是陶器”、“什么是玉器”，而在于普及“什么是焦家”。但对于观众来说，是否关注这个展览，就要取决于自己的“需求”。上文中提到的中年男性，他的参观动机和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弄清“什么是焦家”，因此他能够顺利地理解展览所阐释的主题；而对于A/B两名学生而言，“焦家”并不是她们的需求，因此她们对展览的理解，只停留在“什么是陶器”、“什么是玉器”的层面上。弄清了这两类观众的不同需求，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A/B两位同学希望展览能够增加对陶器、玉器制作及使用途径的介绍，而中年男性则希望在展览最开始的地方，增加对焦家遗址在时空分布上更直观的宏观介绍的原因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如果是对新石器文化感兴趣的、甚至是相关专业人员来参观的话，那么即便全程都是“大通柜”的方式来按照遗迹单位排列展品，也会让他们感到深深的震撼；如果是第一次来北京、来国博旅游的游客来参观的话，在免费的情况下或许会在“山东大汉”前会心一笑、拍一张照；如果是焦家遗址的发掘亲历者来参观的话，可能更想去找一找“哪些是我挖出来的”。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展示优秀考古成果”的考古展，策展团队的确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礼”这一焦家遗址的核心概念，并通过一系列内容和形式的搭配来完整的阐释出来。并且，对于那些对展览主题感兴趣的观众来说，基本能够满足他们对于焦家遗址的各种疑惑和期待。此外，通过设置一定金额的门票来维持展厅观展环境的目的，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我们认为，“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是一次成功的展览。